如何运用民法典助力乡村矛盾纠纷化解-人生就是博尊龙凯时

孙晓波

摘  要：当前，乡村矛盾纠纷处于多发高发趋势，有的甚至引发恶性命案，不仅影响了人民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，而且还严重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，不利于乡村社会大局稳定。如何充分运用民法典的宣传、培训、教育、实施，发挥其在乡村振兴战略当中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作用，不断助力乡村矛盾纠纷化解，积极防范社会矛盾风险，全面推进平安乡村、法治乡村建设，本文从乡村法治规则、依法调解能力、乡风文明教化等三个维度进行探讨，不断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。

关键词：民法典 乡村治理 矛盾纠纷化解

2021年2月21日，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》发布。意见提出，要开展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创建工作。创建民主法治示范村，培育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。加强乡村人民调解组织队伍建设，推动就地化解矛盾纠纷。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。建立健全农村地区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。

当前乡村的重点正在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战略迈进，那么，乡村振兴主要抓哪些大事？至少包括了产业发展、生态环境、粮食安全、乡村治理等。从乡村治理来看，平安、法治是关键所在。

从2021年5月至2023年5月，司法部将用两年时间，在全国开展“乡村振兴 法治同行”活动，为乡村振兴提供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。在这当中，有一项内容就提到了民法典主题普法宣传。

实际上，民法典在乡村振兴战略当中，肯定不只是一个宣传教育的问题，而应该是如何在乡村治理当中更多更大发挥应有的作用。2021年以来，笔者深入乡村走访基层干部群众，结合多年来社会治理工作的实践，从矛盾纠纷化解这个视角来探讨民法典对乡村振兴的保障问题。

一、当前乡村社会矛盾风险问题分析

当前，乡村社会矛盾纠纷处于多发高发趋势，处理不好，不仅影响乡村社会和谐安定，更是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。就存在的风险问题在看，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因矛盾纠纷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频发，矛盾调解压力加大。目前，乡村矛盾纠纷主要集中在四大领域，即家庭婚恋纠纷、邻里纠纷、山林土地纠纷、经济赔偿纠纷，笔者随机抽查了中部某地级市24个乡镇司法所在2020年调解的矛盾纠纷台帐，共调解矛盾纠纷2127起，其中家庭婚恋纠纷244起、占11%，山林土地纠纷391起、占18%，邻里纠纷464起、占22%，经济赔偿纠纷738起、占35%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2020年1月至2021年5月，该地级市共发生命案37起，其中因矛盾纠纷引发的命案32起，占比达到86.5%。而且，有些纠纷曾有基层组织事先进行过调解，但仍然没有防止命案的发生。比如某县一位村干部和其家人被邻居杀害，多年来两家多次发生纠纷，由于涉及到村干部，所以都是由镇干部、派出所、司法所进行联合调解，而且调解了三次，最终也达成了调解协议，形成了调解卷宗，可是悲剧依然未能避免。

据半月谈报道，东部某省一地级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负责人表示，当地2018年以来的100多起命案中，纠纷类命案有90起，占比近85%。在这些纠纷类命案中，有55起为家庭婚恋矛盾所引发、3起为邻里纠纷引发。更为值得警惕的是，个别人员还因为家庭婚恋等矛盾纠纷问题报复社会杀人，比如安徽安庆伤人事件，凶手就是因为家庭不顺悲观厌世而泄愤行凶，引发社会强烈关注。

（二）一些群众道德法治意识较为淡薄，普法教育效果有待加强。从一些乡村发生的命案来看，案件当事人文化素质较低，法律意识明显淡薄，遇事不能冷静寻求合法处理途径，容易走极端方式。笔者近期共分两次走访调查了434名基层干部、群众，第一次走访调查290人，其中调查“您认为造成农村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”问题时，选择“群众法制观念淡漠”的最多，占到了28%，排到第三的是“群众道德素质不高”，占到了19%。第二次调查了144人，关于“有人说矛盾化解工作没人愿意干，您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”多选题当中，有76人选择了“群众不讲理不讲法不配合”，仅次于“部门推诿扯皮”的78人。应该说，经过全国七次大的普法教育活动，群众法律意识有所增强，特别是维权意识大大增强，一些群众只讲利益不讲理不讲法，不仅给调解工作带来很大难度，也会影响整个社会风气，比如“不闹不解决、小闹小解决、大闹大解决”的尴尬局面。所以，应该客观准确评估法律宣传的效果究竟怎么样，仅就民法典的宣传来看，目前在乡村恐怕还处于浅层次阶段，没有真正做到深入人心。

（三）乡村社会风气令人堪忧，成为矛盾纠纷多发的隐患。一是电信网络诈骗问题增长势头迅猛。据中部某地级市发案情况来看，2021年全市立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093起，占刑事案件总量37.46%，损失金额1.47亿余元，同比去年分别上升128.49%、14.4%、234%。笔者走访的农村干部群众都反映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最为突出，已经成为社会公害，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，影响家庭和谐关系和社会信任关系，一些上当受骗的群众还走上上访之路，也成为一大矛盾纠纷隐患。二是赌博之风难以遏制。凡是乡村所到之处，只要有集镇、墟场的地方，麻将馆、茶馆等地打牌的现象仍然比较普遍，在调查“您所居住的地区，群众主要的娱乐活动是什么”多选题当中，290名调查对象，有261人选择“广场舞”，149人选择“玩牌打麻将”。打牌赌博之风，历来就是引发家庭矛盾纠纷的重要因素之一，甚至于发生家庭暴力。而在乡村发生的命案当中，还有因为打麻将引发口角纠纷，导致悲剧发生。三是青少年问题不容忽视。一方面是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，校园欺凌、打架斗殴、小偷小摸、吸毒等违法犯罪依然存在，极个别未成年人还杀害儿童，引发矛盾风险，造成恶劣影响。另一方面是学生自杀问题，据中部某地级市教育部门提供的情况，2020年有19名中小学生跳楼自杀，不少存在心理问题，引发家庭、学校、教师、社会之间的矛盾。四是高价彩礼、人情攀比、厚葬薄养、铺张浪费、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依然突出。这些不良风气的存在，尤其是高价彩礼，加重了家庭的负担，影响了亲人之间的关系，是引发家庭婚恋矛盾的主要诱因。

（四）乡村调解组织功能机制存在弱化倾向，将小矛盾解决在基层面临挑战。枫桥经验的主要目标就是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，这是维护乡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。怎么样做到小事不出村？就是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，依靠和发动群众，建立人民调解组织，及时调处矛盾纠纷。但是当下一些乡村调解组织功能有弱化倾向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：一是主动排查功能弱化。这里面有多方面原因，比如乡村行政化倾向明显、自治功能减弱，基层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仍然严重，有的地方要求村干部坐班制，消耗了基层干部太多精力，使得无法走村入户排查收集矛盾。比如调查“您认为现在有些矛盾纠纷发现不了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”问题时，被调查对象有31.72%的选择“排查制度没落实”，调查“您所受理的矛盾纠纷主要靠什么”问题时，有30%的选择“老百姓上门反映”，都是属于选择项最多的。二是有的人民调解组织软弱涣散。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法律规定的村级自治组织，但在一些乡村已经形同虚设，有的只是挂在墙上、写在纸上，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有调解委员会，也不知道哪些人是人民调解员，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村治调主任唱“独角戏”，难以应付日益复杂的矛盾纠纷局面。还有一些行政部门牵头的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，延伸到乡村明显不够，比如婚姻家庭、道路交通、土地纠纷等。三是有的地方人民调解“以奖代补”机制力度不大。这是一套十分良好的激励机制，有助于激发群众力量参与和调解矛盾纠纷。据中部某地级市司法行政部门介绍，2020年，该市各个县市区共调解矛盾纠纷30321件，平均每件补助仅有65.4元，远低于省司法厅调解一般、复杂、重大矛盾纠纷分别补助100元/件、200元/件、500元/件的最低标准，也大大低于目前乡村一个小工一天的工钱150元左右。

（五）基层依法调解能力比较薄弱，难以完全适应法治社会的需要。从基层化解矛盾的现实状况来看，有两个能力比较重要，一个法治能力，一个是群众工作能力。当前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的问题：一是村级调解能力欠缺，缺乏一定的权威性。一些村干部主要表现在政策法律知识、群众工作能力等方面欠缺，在调查基层干部“您是否学习过民法典知识”问题时，有64%的干部回答“偶尔翻看过”，有16%的回答“没学习或不知道”。笔者在乡村走访座谈时，有的村治调主任就坦言，“自己对于土地政策法律知识并不了解，而这方面的纠纷又比较多，对此他毫无办法，很多时候就让他们报警处理。”对此，有派出所长也反映，一些村里常常将民事纠纷推到派出所，给派出所增加了负担。2021年3月，笔者曾到某村调查了解矛盾纠纷调解情况，村里没有调处1起纠纷，但是到了派出所查看报警台帐时，却发现1-2月份该村有9起简单的民事纠纷。为什么老百姓喜欢找派出所调解纠纷？一方面是村级调解和部分乡镇司法所能力在弱化，同时也表明派出所在执法方面的相对专业和权威。二是调解业务指导培训不够。比如有的地方反映乡镇司法所人员不够，达不到1所3员的目标，有的招聘的年轻司法员助理留不住，要么考走、要么调走、要么借调，不仅自身调解能力欠缺，而且在指导培训基层人民调解业务不够。不少基层干部对此反映比较迫切，希望有更多的培训机会。三是规范化的调解程序与文书不够。一般到基层，总有村干部说矛盾很小，基本上就是口头调解了，也没有签定什么协议书，不注重文书的制作。有的对此也有不同看法，认为基层只要做了事，有没有协议书不重要，还认为是刻意留痕，给基层增加负担。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对，因为协议书的制作体现的是调解的权威，体现的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图，并且能够形成一定的约束力。为什么调解案件容易反悔，这其中与协议书缺位是有一定关系的。据一位镇政法委员反映，镇综治办、司法所曾联合处理过一起矛盾，但没有形成规范的协议书，只是打了个关于赔偿的收条。最后当事人又反悔，还辩解当时这个收条只是某某方面的赔偿，这次要的又是另外一个赔偿，弄得镇里很被动。

二、充分运用民法典助力矛盾纠纷化解

从乡村矛盾纠纷所涉及到的领域来进行分析，基本上都是在民法典当中，如何充分运用好民法典，发挥好法律服务、引领、规范、保障等综合作用，助力提升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能力水平，加快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，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十分重要的举措。

（一）创新民法典宣传教育体系，培育乡村法治规则意识。紧密结合八五普法契机，将民法典深度融入乡村法律宣传教育体系，切实培育乡村群众的法治规则意识。一是用法律培育家庭伦理规则。要重视家庭婚恋矛盾纠纷不断上升的趋势，认真分析“家丑不外扬”“清官难断家务事”的现实心理，着力在赡养老人、家庭暴力、出轨、婚外情等方面进行教育、引领，树立婚姻家庭新风、邻里和谐新风，从而切实破解家庭婚恋矛盾纠纷排查难、调解难的现实问题。笔者在调查干部“您认为民法典的实施最可能有助于哪些矛盾化解”问题时，有43%的选择了“家庭婚恋矛盾”。二是用法律培育依法维权规则。现在群众的维权意识在增强，但是要注重用法律引导群众依法维权，而不是采取极端方式、违法方式来主张权益，因此在依法维权的渠道方面，公安、司法行政、法院等部门要开通更多渠道。笔者在调查干部“您认为民法典能否提升群众的依法维权意识”问题时，有68%的选择“能”。三是用法律培育个人信息保护规则。民法典当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加大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保护力度。当前有很多问题和矛盾，比如电信网络诈骗多发，就与个人信息保护不够有关。紧紧围绕多发易发的矛盾纠纷领域，加强有针对性宣传教育。群众法治教育培训体系，大讲堂，个人信息保护，婚姻家庭教育问题。在民法典的宣传形式方面，要充分考虑乡村的特点，做到形式多样、务实管用。比如各级要组建法律专业人士、大学生志愿者等参加的宣讲团，定期为群众进行民法典知识、案例的宣讲。比如充分利用农村“村村响”广播，多制作一些与民法典有关的音频进行播放。比如运用新媒体形式，以民法典经典案例制作短视频进行传播。还有一个就是将法庭、调解庭开到田间地头，让老百姓亲身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度，从而不断形成法治规则意识。

（二）创立民法典指导培训制度，提高基层干部依法化解能力。民法典不仅要给群众做宣传，更要以此为主要内容，对广大基层干部进行指导培训，切实提高法治思维能力、依法化解能力，提升乡村治理法治化水平。笔者在调查干部“您认为提高基层矛盾化解队伍能力的主要措施是什么”问题时，选择最多的是“加强政策法律等培训”，占22%。一是在县市区或乡镇开设民法典大讲堂。采取专家授课、讲授心得、现场研讨等方式，组织基层干部轮训，形成定期培训学习的大讲堂机制。二是建立民法典经典案例指导机制。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定期编撰一些地方调解、裁判的民法典经典案例，注重对干部的培训与指导。三是建立调解案例评查评选机制。每年组织对民法典相关调解案例的评查、评选，加强分析研判，对优秀的给予奖励，对存在明显问题的给予整改。

（三）优化以民法典为主体的道德信用档案，切实教化乡村民风。目前，为了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，一些地方大力推行家庭文明档案、红黑榜、众创平安之星、道德银行等做法，不断引领社会风尚。在这当中，主要包括了遵纪守法、见义勇为、环境卫生、好人好事、村规民约等内容。笔者在调查干部“您认为民法典的实施最可能改善乡村哪些社会风气”问题时，有53%的人选择“口角诉讼”，有11%的人选择“打牌赌博”。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，一是优化档案。可以考虑将民法典当中有关重要内容注入道德信用档案积分管理，可以进一步提升道德信用档案的权威性。二是管好档案。要严格按照民法典关于个人信息保护、群众自治等规定，防止侵犯个人隐私，又不触及法律底线。三是用好档案。要严格遵守民法典，将档案与公民个人的各种利益密切挂钩，从而激发群众遵守法律的自主性。

（作者系常德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）